前言

11月14日星期五晚上，黑熊學院舉辦第二場連光復災後座談。執行長福哥打趣的開場說：星期五晚上不出去玩，跑來這個被點名頑固台獨勢力通緝犯的大本營，聽一場遠在天邊花蓮國的災後講座，你們這群人不太正常。

與第一場講座從支援的志工角度切入不同，第二場講座的三位分享者分別是：

• 康康——黑熊避難講師，同時也是光復災民
• 黃盈豪——黑熊避難講師、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，長年參與災後重建
• 林育德——沈伯洋委員花蓮辦公室主任，長期在地政治工作者

從他們的分享裡，看見的不只是淤泥、倒塌與重建，而是災後生活的細節、情緒的重量，以及花蓮這個地方長期承受的結構性風險。

那些原本住在這裡的人們

對於有前往支援救災的志工，或是在網路上關注救災進度的網友們而言，「佛祖街」是那有名的重災區，地圖上標記著「地獄副本」、「新手勿近」等備註，彷彿前往佛祖街的志工是不一樣的勇者。

但對康康來說，這不只是一個需要志工協助的點，這也是他的家人所居住的地方。

康康的阿姨家，就在佛祖街46巷底。房屋結構從泥流中挺了過來，但是前面的鄰居就沒有這麼幸運了。一塊木頭告示牌，上面貼著一張寫著地址的A4紙。這張告示牌，甚至沒有護貝或防水處理，只用膠帶貼起來，一場大雨就可以讓代表著這個地點破碎屋瓦的臨時告示牌，再次失去地址的定位。

殘留在地上的建築碎片，是為了拯救與挖掘不得不破壞的痕跡。

對志工來說，清理完一間房子，是攻克一個副本。也許清理的當下，身體的疲憊覆蓋了情緒，如同泥沙覆蓋了客廳。

對於房子已無法居住的災民與家屬來說，破碎的不只是一間房子，可能是整個家庭。

對於花蓮光復的孩子們來說，淹沒的也不只是客廳，而是成長的回憶。

「如果我有錢，我想要把那些舊傢俱買回來。」

因為工作的關係，康康有機會採訪一些家庭。看著新的傢俱慢慢到位，康康問一位弟弟，他最想要什麼。

「這邊本來有一個大木櫃，是玩躲貓貓最經典的地方，現在沒了。」

當救災體系、災後工作者與住民努力的讓生活回到軌道上，我們看見的是機能的恢復。

從弟弟的眼中，就算換上全新的傢俱，也喚不回童年成長的回憶。

在缺乏人力與資源修繕的情況下，雖然已經過了五十多天，許多屋子卻還是只能先用木板、帆布把破損的門窗封起來。沒有材料、找不到師傅，就只能這樣繼續撐下去。

沒有被泥水淹到、還能住的房間勉強多擺幾張床，全家人擠在同一個空間睡覺；化糞池尚未清理，馬桶無法使用。每天早上起床卻無法上廁所，半夜想要尿尿還是受創區住民每日的挑戰。

過了一個多月，你現在會害怕嗎？康康問另一位小女孩。

「我昨天夢到我掉到泥巴裡，後來被嚇醒，就哭了。」

如果說11月11的第一場講座，帶我們從救災的角度，技術性的觀察反思如何改善災區的救災任務， 那麼第二場講座的分享者康康，則是讓我們從組織、功能與任務中，重新變成人，與當地的居民連結。

收容所與在地社福：撐住人的不止是帳篷，而是熟悉這塊土地的人

那麼，災害發生的當下，這些無法垂直避難的居民，又去了哪裡呢？

根據光復鄉的規劃，第一撤退避難所，是後來也受災情中創的光復商工。已經有部分居民來到光復商工後，才被告知因為情勢危急，必須離開光復商工，進而來到第二避難所-位於光復糖廠旁的大進國小。

從921開始以災民身份投入災後復原工作的黃盈豪老師，參與過莫拉克、四川地震、0206、0403，直到現在還在復原中的花蓮光復，可以說是台灣災後經驗最豐富的一群人之一。

每天早上10點，黃老師與進駐在大進國小的各個NGO一起開早會，協調分工也交換彼此的資訊情報。

收容所的行政庶務龐雜，但鮮少受到社會關注。舉凡物資收發、便當處理、環境衛生，到協助安排課程與活動，豐富幼童與長者的作息，讓青壯主力可以回到災區整理房子、投入復原工作，都是收容所的任務範疇。

在地NGO，是這次災後工作非常重要的環節。過往協助發送老人便當的單位，可以用手上的名單確認是否每戶個案都平安安頓好。長時間關懷隔代教養家庭的基金會，也快速的承接起這些家庭的災後照顧聯繫工作。

這些NGO對社區的脈絡、家戶的狀況、關係網絡有長期而深刻的理解。民防、自訓團體，或是有意成為極端環境下支援現場的團隊，若平時沒有與這些NGO互動聯繫，很有可能會錯失對環境的情報與了解。

外界所知悉的志工，大多以鏟子超人、醫護志工，或是小蜜蜂等在災區前線支援的人力為主。然而，若是沒有這些社福機構快速地進入到收容場域，協助運作與管理，那麼大量暫時無家可歸的光復鄉親，將會生活在混亂之中。

這些NGO，長期的投入地方關懷，撐起那一張脆弱的保護網，卻在災害發生的第一時間，強韌的接住每一位需要協助的居民。而他們也並非只在災害發生時存在，社會也不該只在災害時才看到他們（儘管甚至在災害發生後的今天，他們的努力依舊不被大多數人看見）。

志工道德與災區公義：那些不好說，但每天都要做決定的事

在災難的現場，我們很容易看見受災戶的需要。然而支援工作者的需要，卻也是常常被忽略的。許多外界的捐贈指定受贈者為受災戶、災民，導致物資的使用上出現限制。當食物、飲水飲料、點心限制只有受災戶可以使用時，在收容所多日熬夜打地鋪的社工或志工，可以使用這些資源嗎？

在日本，為了避免佔用救災資源，救援團隊通常自備所有物資。然而災後復原是一個長期的工作，在確保第一時間災民所需的物資已經滿足時，救援或工作團隊是否能夠分享使用？

台灣人有大量的熱心，捐了大量的善款或物資到災區。但同時，台灣人也對機構與專業服務的信任不足，忽略照顧工作者本身也是人，也有物資或資源的需要，支應的NGO可能苦無充足資金提升同仁的待遇，提供更好更專業的照護與支援。

當NGO與社福工作者撐起了災區的住民，我們的社會，能不能撐起這些工作者？

物資是否可以使用以外，志工在災害或後勤現場，也面對到許多的挑戰：沒有造冊的里民是否可以領取物資便當？逃過大難的家庭寵物，可否進入到收容所內？

光復鄉的垃圾車原本主要停在保安寺的廣場。如今完全喪失垃圾去化能量，高度仰賴其他行政區支援，志工是否須將所有自身產生的垃圾帶走？

除了志工面對到的道德難題，失去家園的居民也面對著不同的心理煎熬。志工協助將家裡的污泥清除，一聲又一聲的「這個還要留嗎」或是「這個可以丟掉嗎」，往往止有幾秒中的時間，卻要對一個又一個的物件判生死。無論是誰，都不好受。

提出這些觀察，其實沒有答案。也許了解環境與潛在災害，做好準備，是我們唯一能提前做的。

資源、公義與物資分配：誰算「真正的災民」？

無論是新聞或是社群媒體上，對於縣政府的不信任以及物資管理問題的討論不斷交鋒。實務上，這些資源的分配與發送也極其困難。災後復原的過程，誰有資格拿到物資，誰應該優先拿到物資，有限的物資如何分配，甚至不需要的災戶轉手交易等現象，都是災後復原與社會信任極大的考驗。

一些補助，或民眾捐贈的電器等，因為數量的限制，因此在發送上希望弱勢優先。但也有一些近貧戶，他離領取標準只差幾百一千塊的收入，而被劃定在無法領取的名單之中。

災難初期，政府的補助（中央與地方）以戶為單位，造成多戶同住的家庭一間受災的屋子可能有兩到三份補助。

除此之外，也有戶籍在此的房東領了補助，實際居住的房客卻無法請領。修繕的成本與居住的壓力落在房客身上，卻苦無資金應對。

但從政府的角度來說，有造冊的就是戶籍。若要在災難的當下，再依照其他的方式（例如實際居住狀況）去編列預算、發放物資，反而可能造成行政上的延宕，讓第一時間的急難救助金難以到災民的手中。

在戶口人數以外，每間房子的受災狀況也不一樣。光復市區的房子或許還能居住，佛祖街就算房屋結構還健在，外面一層樓高的泥沙也可能在任何一場大雨中，再次將泥水沖入房中。淹到膝蓋與淹到一樓的房屋，補助的金額實際上是一樣的，並不看實際損失。

在災後的現場，很難說是符合公義的。

可是災後的公義追求，又是社會該追求的嗎？

黃老師也從其他的國際救災案例中提到，災害從來就不是中立、平等的。教育與經濟能力影響了災害應對的知識與能力，也影響了接收到潛在危害資訊的管道。大量使用手機與網路原生代比起長者可以更快接收到災害資訊，而以南亞海嘯為例，因傳統服飾的限制與文化上不鼓勵女性學游泳，導致南亞海嘯女性死亡比例較高。

災難本身就是不平等的。而災後的扶助，也幾乎難以落實公義平等。

這些問題，不僅幾乎在每一場災害中都發生，如何在這些考量之間取得平衡，也不是這場講座能夠找到的答案。這些講座只能幫助我們，提醒我們問題的存在。或許需要社會的持續關注，更多人投入實務與學術之中，才能慢慢找到方向。

在地政治、村里系統與公民社會

一直以來，花蓮之於台灣的所有縣市，似乎都有一個特殊的狀態。花蓮不是只有「災時」的花蓮，還有多年累積下來的結構與政治現實。

花蓮，可以說是全台灣最有救災（受災）經驗的縣市之一。每當地震與颱風，花蓮因為先天的地質條件與位置環境，挑戰總是特別嚴峻。0206、0918、0413等大地震，一再重創花蓮。

花蓮的人口組成，外省、台灣、客家、與原住民，各佔約四分之一。高齡化的光復，村里長的平均年齡也在國內偏高。

這樣的複雜人口與語言組成，以及實際年齡偏高的村里系統，在災害時顯得特別脆弱。

就算是青壯年，每天接上百個電話處理事情也會疲乏，更何況是年過六七十的老里長。平常可能一個星期沒幾通電話，現在因為資訊發達，加上災區資訊不足，一但里長電話曝光，湧入的電話量非常人可承受。

也有里長無奈把手機關機，避免自己反被焦慮吞噬。年長的鄰里系統，在資訊時代也顯得難以串接。社會如何在長輩撐不住的時候，由青壯世代接手；甚至在平時，就藉由世代交替，補足資訊落差，成為每個地區都必須要面對的韌性風險。

花蓮的地理行政劃分，則是另一個值得重新思考的問題。除了以漢人觀點的鄉鎮劃分，忽略傳統部落的地緣關係以外，當今的行政區域劃分也未將花蓮獨特的「水系」生態考量進去。

這次的災害，我們看到馬太鞍溪兩側的「光復」與「鳳林」皆受到傷害。若以當今行政區域劃分，則在資源調度與決策上，過分生硬的切割，忽略了現實的自然水文。

黃老師指出，我們甚至應該加速檢視，花蓮狹長的地貌上的各個水系都有相似的風險。短期內重新劃分行政區是不可能，但是否我們可以用災害防治區的視角，提前整合同一水系不同行政區的預警作業與防災規劃，或許會決定下一次災害發生時，我們的應對反應。

指揮系統與空間感：同一場災難，很多個指揮所

馬太鞍溪堰塞湖溢堤，導致台九線馬太鞍大橋斷裂，橋墩被沖毀。從花蓮吉安到光復，原本約45分鐘的車程，現在要80-90分鐘。這一場災難，不僅改變光復的地貌，也改變空間距離感。

人對於直線距離並沒有太多的感受，必須以「交通時間」作為衡量的尺度。而這個尺度，在此次災害中，也被重新定義。

花蓮縣消防局的緊急應變中心設置在花蓮市。因為在東華大學負責強韌台灣計畫的推動，黃老師在24號即抵達災害應變中心。應變中心有很多資訊、螢幕，也總是有災情簡報。但是一個個數字，卻把現場推得很遠。因此隔天，黃老師就決定直接前往現場。

此次設置在花蓮糖廠的，不只外界所熟知的地方指揮中心、中央前進協調所，其實還有工務段的指揮站、軍方的指揮站。每當要開會時，林育德總是需要先再次確認，這次要去的指揮中心，究竟是哪一個單位的。

過往的災害應變也常遇到中央地方不同政黨，需要花力氣做協調。但這次災害的政治場域也更為複雜，或許是花蓮獨特的區域政治氛圍以及前縣長在立法院的身份，多重關係之下，多了一層明顯的對立與仇恨，讓原本就困難重重的救災本身變得更加挑戰。

從光復出發：對未來與其他地方的提醒

超級堤防的潛在風險

立法院通過的270＋30億花蓮紓困基金的使用，除了重建馬太鞍大橋、農田與基礎建設外，也包含了一個項目：超級堤防。

此堤防預計將沿馬太鞍溪修築，確保未來類似的災害不會再衝入市區。

然而馬太鞍溪在阿陶莫前北轉。若是此堤防只修築南側，勢必表示水會朝阿陶莫直衝。若東側阿陶莫有擋起來，那麼我們也必須要謹慎評估，這樣的建築強度是否足夠，還是會在下一個洪災時造成更大的傷害？

願望清單平台

在這次的系列座談中，育德再次提到許多救災或大型社會運動都會出現的問題：物資的項目與數量難以取得平衡。

許多需要的物資並沒有被送到，但是如前一場的凱倫所說，若公開徵集，那麼獲得的量可能又是需要的數十甚至上百倍。而另外需要的一些物品，例如YuTin提到的醫材，則因為專業度關係而無法讓有意捐獻的人正確的採購並配送。

針對這樣的問題，或許台灣可以考慮採用美國電商通路平台提供給網紅的工具：Wish List。以NGO或是機構作為單位，直接在電商平台上開立包含數量的願望清單，並由願意捐獻的民眾直接買單。

如此一來，所需的項目與數量可以避免爆量問題，也直接解決了品項溝通以及資金入帳、採購的流程問題。

復原的道路，我們能做什麼

此次的馬太鞍溪堰塞湖，讓我們再次看到大自然的力量與地方的脆弱。

在救災的熱潮退去之後，持續的關心花蓮地方政治，直接來到花蓮，與當地建立連結，都是我們可以讓花蓮變得更好的方式。我們也可以找到一些基金會或公益團體，鼓勵他們在花蓮深耕的工作與專案。

唯有不斷地關注，投以眼光與注意力，我們才能夠讓這裡的發展，持續往好的方向前進。